▲
点击关注 | 文学依然神圣
作家专栏栏
追寻先祖
文/安黎
1
某一首歌里仿佛有这样的歌词：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似乎不是什么问题，答案是明晰的。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最终的归宿，只是通往和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和方式不尽相同。但“从哪里来”却成了一个问题，需要追寻和求证。我们习惯于把自己比喻为树上的果实，但曾经孕育了我们生命的树又在哪儿呢？也许我们看到了树的叶片，触摸到了树的枝条，但深埋在土里的树根，却悄然地躲藏于我们的视觉之外。
至少，我的祖先对我来说是一团迷雾，是一个求证未果的方程。我出生时，祖父和祖母早已辞别人世，但有关他们以及曾祖父的传说，却久久在村里回荡，一直陪伴我度过少年与青年时代。人们的议论，父亲的讲述，使我对曾祖父和祖父的大致轮廓有了基本的掌握。曾祖父是清末举人，戴着标志官位的顶珠；他当过佛教圣地香山庙会的会长，从家里到香山，往返皆坐人抬的轿子；他出入县衙，用村里人的话说，两旁的侍卫“都要向他脱帽鞠躬”；他拥有良田三百余亩，房舍皆为木质高楼；他不事稼穑，播种与收割皆由佣工和僧人包办。曾祖父无疑生活在上流社会里，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语说，就是属于剥削阶级。曾祖父的发家史我无从考证，但凭他中举这一事实来判断，可以肯定他的飞黄腾达与他的读书有关。我猜测他的才情一定非同寻常，一定写得一手漂亮的文字与文章。我的猜测并非没有依据：当我考上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当我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的时候，村里人的直接反应是“那是他先人给他遗传的”。
有我曾祖父积累的家业做后盾，有我曾祖父的严格管束与家庭训戒，我的祖父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祖父完成学业后，先在乡村当教师，后举家迁至县城，他在县衙里谋到了一个“代书”的职位。所谓“代书”，就是替那些打官司的人写状子。祖父据说也是一笔好写，字写得非常漂亮。可惜的是，由于家庭的几度变迁和破损，他并没有留下一页纸片供我们欣赏，也作为他妙笔生花的物证。
与曾祖父不同，我祖父未曾品尝奋斗的艰辛，他是在曾祖父的荣华富贵里坐享其成，这就使他成了村里人眼里的“败家子”。但我对祖父的理解却与村里人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祖父更像一位典型的文人，他不吝惜钱财，有着李白“千斤散尽还复来”的豪迈之气。
曾祖父去世后，年轻的奶奶也因病亡故；也许是因于过度悲痛，也许因于别的原因，总之，祖父决计到县城安家，他毅然决然地要离开村庄。祖父别离村庄时，几乎没携带什么物件，只是领着我父亲、我叔叔和我的两个姑姑。祖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一一存放在本家和邻居家。给他一碗小米，他就交给人家一个雕刻着花鸟鱼虫的大立柜；给他一升绿豆，他就让人家把那张做工极其精美的八仙桌抬走。令村里人意外的是，他敞开自家房舍的大门，谁想在里面居住都可以，不用交租金，以至于那么富丽堂皇的屋子竟然成了人家的羊圈和猪窝。
祖父在城里安顿好家之后，就急急忙忙地给自己寻找新的伙伴，其时他才三十三岁。第二年，他便与东街一食品商的女儿再续姻缘。此时食品商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后奶奶——芳龄十二岁，与我大姑才大四岁。祖父放浪形骸的生活形态可见一斑。
三十六岁是中国人所说的“门槛”，依据阴阳原理，人至三十六岁这一年，多灾多难。祖父印证了这一民间传言，他未跨过这道“门槛”；那道不知是由刀刃还是陷阱构成的“门槛”，夺去了他风华正茂的生命。他一去世，犹如一座屋子的立柱被拦腰折断，整个天都塌了下来。加上我后奶奶，五个年幼的孩子立刻变得手足无措，无依无靠。这个时候，我后奶奶十四岁，我大姑十二岁，我父亲十岁，我小姑八岁，我叔叔才四岁。
城里的生活忽然之间就变得窘迫而艰难，后奶奶于是率领一群孤儿，又返回了村庄。然而，这个时候的村庄已没有了故乡特有的温馨，有的是冰冷和拒绝。当人们得知我祖父病故的消息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于是一场抢夺大战在村里上演。在父亲和姑姑等孩子的注视下，房舍被本家和邻居们强行拆除，拆卸下来的木料被瓜分。无处栖身的五个孩子只能暂住在房屋被拆后留下来的两孔窑洞里。
万贯家产瞬间归之于无，父亲等一帮孤儿变得一无所有。祖父寄存在邻居家里的家具自然要不回来，而由小孩子们组成的家庭也不停地发生着事端：叔叔病亡；土地的契约被一户人家从后奶奶手里骗走，大片大片的田地眼睁睁地被他人霸占耕种；一个曾经显赫的家庭由顶峰跌至谷底。再接下来，后奶奶回城里改嫁，两个姑姑分别被寄存在两个姨婆家，而我父亲，则成了一名长工。父亲十三岁那年给人家放羊，天突降暴雨，他跑进一座瓜棚躲避，没想到瓜棚忽然倒塌，他被埋在里面，脊梁杆子被压断，从此他就成了驼背。
2
曾祖父和祖父有着怎样的容貌，我无从知晓。他们活在人世时，摄影技术还未诞生，因此他们未曾给后人留下一张照片。医疗技术的落后让我祖父年轻殒命，而他的人生苦短，则标志着一个兴盛家庭的终结。幸福没有了，惟有苦难才刚刚拉开序幕，真正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主角的是我的两个姑姑和我苦命的父亲，而我父亲的命运足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父亲给我讲过他曾在曾祖父怀抱里所享受到的快乐。曾祖父那时是香山会会长，香山会每年两次，上半年在农历三月十五日，下半年在农历十月十五日。一进入农历三月，香山的轿子就会来到我们家，将曾祖父抬走；而曾祖父离家时，总要带着他的孙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三月下旬，轿子会把曾祖父和我父亲抬下山，送回我们家；随曾祖父回来的，还有一大群香客们祭献的牛羊和其他布施。随便提一句，我自己的生日就是农历三月十五，不知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有一种命运的暗示在其中？
这样一个家庭对父亲而言，并未从中受益，恰恰成了他灾难的源泉。父亲年幼时开始扛长工打短工，受到的欺侮不胜枚举；当他稍稍懂事后，为了追讨被他人抢占去的土地，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当官司打赢，部分土地划归到他的名下，他还未从中收获一颗麦粒，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穷苦不堪的他被定为富农，承受从肉体到灵魂双重的折磨，遭受到无休无止的批斗。他比一般的人民更不幸，但却连做人民的资格都没有，而是成了人民的敌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戴着白牌子，弯腰站立在公众面前低头认罪。他的这种形态使我一出生就感受到自己低人一等。我看到他被人押解着游街，总是跑得远远的，把自己藏起来，心里滋生出难以名状的恐惧。
回到家里的父亲常常是面色苍白，喘气都很费劲。但他很少抱怨，倒是偶尔能听到他说出一些庆幸的话：你爷爷要是活到现在，恐怕人家会枪毙了他，他死得早好呀！我很疑惑，问他爷爷有什么恶行没有？父亲摇头，说你爷爷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但你想想，他有那么多的地，有那么多家业，他若活着咱家里肯定是地主成分；有几个地主能被饶恕？他们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活活打死。
父亲说起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历历在目，如数家珍；但他们对我而言，却恍若隔世。我未接受过他们的抚爱，因此他们的悲喜仿佛与我无关。但我知道，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我是他们生命之藤上一片叶子，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脉。
曾祖父和祖父的坟墓都位于村南的田地里，但两处墓地却不在一块儿，相距大约有一百多米。曾祖父的坟特别大，像一座小山丘；在未曾见过帝王将相的陵墓之前，我从没有见过那样的庞然大物。这座坟墓带给我幼小的心灵里，不是自豪，而是自卑。在贫下中农无比光荣的年代，作为剥削阶级的我的祖先，把坟墓建造得那么宏伟壮观，无疑会增加人们对我的歧视。父亲大概也有着与我相似的心理体验，他对曾祖父的坟避而不谈，避而不见。我随他清明上坟，他总是绕过那座巨坟，直奔祖父母的墓园。但他并未真的遗忘曾祖父，晚上夜深人静时，他像做贼一样，偷偷地去曾祖父的坟上烧一叠火纸，挂一串长钱。
祖父的坟与普通人家的坟没有什么差异，它坐落在一道土坎下面。墓地里有三座坟，柏树茂密，野草青青，我从小就随父亲上坟，因此对它相当熟悉。大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吧，我正在上小学，全国兴起了平坟运动。曾祖父的坟被挖平，祖父的坟也未能幸免。挖曾祖父的坟时，我不在现场，村民们挖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挖祖父的坟墓时，我就站在一旁观看；我目睹了自己祖先的坟墓，怎样让一个个挥舞的镢头将其夷为平地的。但幼小的我，心里并没有泛起波澜，而仅仅把它当作热闹看。我清晰地记得，村民们从我祖父的坟里挖出陶罐、釉碗和马钱等物。这些陶罐有的被当场砸碎，有的被村民拎回家盛鸡食。我父亲当时也在现场，但性格怯懦的他并未予以制止。祖父去世时，我家已经衰败，但他的坟里还有这么多陪葬品，何况曾祖父的陵墓呢？曾祖父的陵墓一定埋得很深，他墓里究竟埋着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许久未回到村庄祭祖了。曾经对祭祀之类的活动不屑一顾的我，随着年岁的增长，居然有了回乡寻祖的冲动。这种冲动宛若层层涌动的海浪，在荡涤着我心灵的堤岸。祭奠祖先，除了表达我们的感恩，更蕴含着我们对自己的求证。不然，我们都会因自己的来历不明而迷路。
文图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安黎，男，1962年出生，原籍陕西耀州，现居西安，为《美文》杂志副主编。在国内外百余家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四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齿》、《耳旁的风》等十余部书籍。诸多作品被《作家文摘》、《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有数十（部）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蒙古文、哈萨克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文字，在相应的国家和地区刊发出版。曾获柳青文学奖、西部文学奖、西安文学奖等。

【投稿说明】
欢迎投稿至邮箱：1004961216@qq.com
如有疑问可在后台留言询问
欢迎关注“浅海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