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第2期
论刘禹锡重入庙堂期间的诗歌创作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
重入庙堂时期的刘禹锡，既无重用之大喜，亦无重谴之大悲，时时自我激励以求进取，又常常自我宽慰以求超脱。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他有意识地敛抑锋芒、销铄锐气、潜匿英风，追求讽托的幽远和寄兴的深微，努力使作品趋于气象老成的艺术境界。
关键词
中唐诗歌; 刘禹锡; 庙堂; 刘郎; 诗豪
在结束巴山楚水间长达 22 年之久的辗转流徙后，刘禹锡终得“脱离谪籍”，返回朝廷。自宝历二年( 826) 至大和五年( 831) ，刘禹锡先后在东都洛阳和京城长安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我们把这称作他一生中的“重入庙堂”时期。检视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可以发现，较之贬居朗、连、夔、和四州时，其创作态度、创作倾向以及创作风格都在悄然发生变化，而呈现出焕然一新却又令人讶异的艺术风貌。
一
志在用世: 命运逆转之初的热切期望
唐敬宗宝历二年( 826) 秋天，刘禹锡意外地接到了卸任和州、返回洛阳待命的诏令，这意味着有可能重入庙堂，回归疏离已久的政治权力中心。虽然能否一如己愿执掌政要还很难预料，但毕竟可以脱离禁锢他二十余年的“谪籍”! 《同乐天登栖灵寺塔》一诗是创作于返洛初程的作品，足见刘禹锡当时情绪的高涨: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
忽然语笑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后两句既是实写登临高塔的情景，也未尝不是借以抒发一种重登高位、引人瞻仰的愿望。这种愿望一直珍藏在诗人心中，只不过此前因返京无期，因而显得有些虚幻和缥缈，而今则由于返洛在即，要变得贴近与切实多了———至少诗人作如是观。这就难怪他会吟出 这样 的 飘 飘然 的 诗句了。
同样创作于返洛途中的《罢郡归洛途次山阳留辞郭中丞使君》一诗也流露了他恬然自适的心情:
自到山阳不许辞，高斋日夜有佳期。
管弦正合看书院，语笑方酬各咏诗。
银汉雪晴褰翠幕，清淮月影落金卮。
洛阳归客明朝去，容趁城东花发时。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以“洛阳归客”自命，与友人把盏之际，神情闲雅，谈笑风生，虽然绝无志得意满的轻狂之态，却也看不出太多的忧郁和感伤。这固然与诗人固有的旷达、开朗情怀有关，但主要还应归因于其处境的改善。显然，此时的诗人似乎沉浸在命运逆转之初的那种忘乎所以的惊喜中。
但抵达洛阳后，却迟迟不见任用文件，刘禹锡只能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地安于赋闲生活。《罢郡归洛阳闲居》一诗是对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十年江外守，旦夕有归心。
及此西还日，空成东武吟。
花间数盏酒，月下一张琴。
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
在谪守江头海角的日子里，他归心似箭，无时不指向长安这一靶心。可是，苦苦期盼的“西还日”真的来临后，却又被投闲置散。“空成东武吟”，将失望之情、濩落之意和盘托出。“东武吟”，乐府“相和歌辞”旧题。刘宋诗人鲍照有《代东武吟》一诗，假托汉朝退役老兵的自白来讽谏当时的君主。后代的诗人便常常借用《东武吟》来抒发功成见弃、不为时用的悲慨。这里，刘禹锡将“东武吟”这一典故镶嵌入诗，用意正相仿佛。“花间数盏酒”，颇有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之意，闪闪烁烁地在自叹寂寞、自怜幽独。“闻说”二句乃“卒章显志”，将渴望用世、不甘赋闲的主旨披露无遗。
《罢郡归洛阳寄友人》一诗题旨相同，而用笔更为显豁:
远谪年犹少，初归鬓已衰。
闲门故吏去，静室老僧期。
不见蜘蛛集，频为偻句欺。
颖微囊未出，寒甚谷难吹。
濩落唯心在，平生有己知。
商歌夜深后，听者竟为谁。
开篇即不胜感慨: 最有创造力、同时也最富于生命激情的青壮年时光已在“远谪”的苦涩日子里悄然流失，而今已届两鬓斑白的暮年岁月，却依然独处静室，门庭冷落，找不到用武之地。“颖微囊未出，寒甚谷难吹”，自谦才能不够突出，以致迟迟得不到拔擢机会。细加把玩，这实际上是以反语寄愤，批评朝廷堵塞贤路，不让才能卓异者用得其所。而诗人渴望像战国贤士毛颖那样脱颖而出的迫切心情也流溢在字里行间。
二
自伤落寞: 投闲置散时的不平情怀
大和元年( 827) 六月，刘禹锡获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这是个无所事事、宦况清冷的闲职，与他原先的期望相距甚远，必然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为郎分司寄上都同舍》透露了这一消息:
籍通金马门，家在铜驼陌。
省闼昼无尘，宫树朝凝碧。
荒街浅深辙，古渡潺湲石。
唯有嵩丘云，堪夸早朝客。
唐代诗人习以“金马门”指代宫廷。“籍通金马门”意谓所占官籍仅仅是通向金马门而已，可知依然身在朝廷之外。“家在铜驼陌”，更坐实这一微词: 身为朝廷命官，却居家洛阳，不得要津。颈联着意渲染上朝路径的荒凉，借以折射宦况的冷落。尾联依然采用移情入景的笔法，以人格化了的“嵩丘云”来烘托诗人苍凉、孤寂的心境。“唯有”二字，将无人伴其孤独、解其寂寞的叹惋尽皆漾出。
同时创作的《分司东都蒙襄阳李司徒相公书问因以奉寄》一诗也披露了作者的牢骚与不平:
早忝金马客，晚为商洛翁。
知名四海内，多病一生中。
举世往还尽，何人心事同
几时登岘首，恃旧揖三公。
诗题中的“李司徒”，指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李逢吉。作品以“金马客”和“商洛翁”对举开篇，凸现出今昔境遇的反差: 当年参与朝政，执掌枢要;而今却闲居商洛，无所作为。以“商洛翁”自称，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仍在“金马客”之列，并不觉得自己已被重新起用。“知名”两句还是采用对比手法来宣示内心的不平。“知名四海”与“多病一生”，再次构成命运的逆反，吁出才高见弃的志士之痛。“多病一生”，实非指身体上的疾患，而是指历尽政治上的挫折，蹉跎半世，坎坷一生。结尾两句变直抒胸臆为借典言志，以一个满怀期待的诘问煞尾，意在向读者表明，他虽有不平，却犹未灰心，依然渴望成为朝廷的辅弼之臣，像羊祜那样造福百姓，垂名青史。
既然宦况冷落，形同闲居，刘禹锡自有较多的余暇与宦游异地的诗友相酬唱。这既是他倾泻才情的方式，也是他排解寂寞的手段。在这些诗友中，经常浮出水面的不外乎白居易、令狐楚、杨敬之等人。
身在长安的白居易始终牵挂着禹锡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心理健康。他当然知道，在“众芳喧妍独摇落”的状况下，禹锡很难保持心态的平和。因此，即使在奉使江南的途中，他也不忘以诗代笺，适时地送达问候，而刘禹锡也经常为这份历久弥笃的友情深深地感动。《答乐天临都驿见赠》一诗说:
北固山边波浪，东都城里风尘。
世事不同心事，新人何似故人。
所谓“新人何似故人”，取意于《古诗·上山采蘼芜》“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而用以肯定故人情深，见出唱酬双方对旧谊的笃守。正是这种故人间的深情，将白居易途经的“北固山”与禹锡栖身的“东都城”这两个相隔千里、本不相干的意象牵系在一起，使它们不仅仅具有地理意义。在形式上，这首诗采用以往很少尝试的六言体，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有益的探索。
刘禹锡这时与令狐楚的唱酬之作共六首。《和宣武令狐相公郡斋对新竹》一诗写道:
新竹翛翛韵晓风，隔窗依砌尚蒙笼。
数间素壁初开后，一段清光入座中。
欹枕闲看知自适，含毫朗咏与谁同
此君若欲长相见，政事堂东有旧丛。
刘禹锡雅好咏竹，多有佳篇隽句。诸如“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露涤鈆粉节，风摇青玉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等等，皆属其例。这里，“一段清光入座中”，明写竹之风神，暗写令狐楚之风范，将咏竹与咏人化合为一，也是离形得似的绝妙好词。篇末以赏竹为触媒，寄寓了期盼时任宣武军节度使的令狐楚能早日入朝为相的良好愿望。
刘禹锡这时创作的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则是《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
其一
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
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
其二
自从云散各东西，每日欢娱却惨凄。
离别苦多相见少，一生心事在书题。
其三
今朝无意诉离杯，何况清弦急管催。
本欲醉中轻远别，不知翻引酒悲来。
其四
骆驼桥上 风起，鹦鹉杯中箬雨春。
水碧山青知好处，开颜一笑向何人。
其五
溪中士女出笆篱，溪上鸳鸯避画旗。
何处人间似仙境 春山携妓采茶时。
“韩七中丞”，指“八司马”中的韩泰。是年七月，他离京出任湖州刺史，途经洛阳，得以与禹锡畅叙契阔之情。在当年参与革新的旧友几乎凋零殆尽的情况下，这两位幸存者的重逢就有了复杂的意味。而这五首“口号”诗正渗透着这种复杂的意味。首章在嘤鸣声中托出旧交零落、盛会难再的沧桑之感。“两人相见洛阳城”，固然不无久别重逢的喜悦和大难不死的庆幸，但反照昔日“几度朝回一字行”的情景，又怎能不唏嘘无已笔调若悲若喜，而悲多于喜。二、三章直抒离愁别恨，虽然风神稍逊，但结构上跌宕有致，开合自如，极具章法。“一生心事在书题”，点出终其一生都心系昔日的革新事业、情牵旧时的革新同仁。难怪在稍前所作的《分司东都蒙襄阳李司徒相公书问因以奉寄》一诗中他会发出“举世往还尽，何人心事同”的浩叹了。两相参读，怀抱尽见。四章仍致力于渲染世罕知己、生乏欢趣的落寞之感，而全以景物烘托，笔法为之一变。风、箬雨、碧水、青山，景色何其秀美，却未能博得诗人“开颜一笑”，此正王夫之所谓“以乐景写哀”也。五章融风俗、风景、风情于一炉，暗示自己有心退隐世外，在“携妓采茶”的逸乐生活中了此劫后余生。诗人晚年放歌洛阳时表现出的绮靡之风，由此可见端倪。各章既自具经纬脉络，可以独立成篇，又有条不紊地从不同维度表现了历尽劫难的诗人在与故友猝然相遇时所滋生的苍茫百感，差可契合为一个互相引发、前后承启的艺术整体。“口号”之作，而能臻于如此境地，洵属难能可贵。
三
笑傲人生: 玄都观诗中的刘郎形象
大和二年( 828) 春，由于宰相裴度等人的力荐，刘禹锡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调回朝廷就任主客郎中。回到长安时，恰逢桃花盛开的季节。他触景生情，忆起 12 年前因赋“桃花”诗而得罪权臣、再遭贬逐的不幸际遇，便回应前尘往事，赋下《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半是苔”，见出庭院之荒凉。对照当年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的“看花”盛况，这岂不是暗示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趋炎附势者已如鸟兽散 “桃花净尽”，则以象征手法进一步表现玄都观中的盛衰变化，借以影射当年窃据高位、权倾京师却很快便销声匿迹的满朝新贵。联系作为姊妹篇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中所描写的桃树千株、蔚为奇观的情景，殊堪玩味。“种桃”句再加生发，由“桃花净尽”推及“种桃道士”之归宿，并故意用诘问句将满腔愤怒化为淡淡的一哂。“归何处” 故作不解之辞，而答案已在其中。这是一种声色未动而机弩已发的巧妙揶揄。人事沧桑、时运升沉，至此业已申足。于是，诗人便于末句作极具挑战意味的自我亮相: “前度刘郎今又来”。显然，诗人之所以“再游玄都观”并重提旧事，正是为了披露自己笑看花开花落的人生襟怀。全诗讽兼比兴，语含俏皮，充分体现了诗人宁折不弯的刚强性格和至老不衰的昂扬斗志。
刘禹锡两度创作玄都观诗，而都以“刘郎”自称，在诗中树立了一个正道直行、守志有恒、自强不息的人格典范，给后代文人以莫大的激励与鞭策。宋代的诗词作者在坎坷失意而又不甘屈服、不甘沉沦时，往往自托为“刘郎”或“前度刘郎”，借以自慰或自勉。如:
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
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
———苏轼《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
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
———苏轼《南乡子·不到谢公台》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
———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
前度刘郎虽老矣，奈年来、犹道多情句。应笑煞，旧鸥鹭。
———史达祖《贺新郎 · 绿 障 南 城树》
在这些作品中，“刘郎”、“前度刘郎”已成为历尽劫难而无改贞操、笑傲人生的人格典范的代称。
其实，京城中发生明显变化的岂止是玄都观 “前度刘郎”很快就发现京城的整体变化实在太大了。他在《初至长安》一诗中说:
左迁凡二纪，重见帝城春。
老大归朝客，平安出岭人。
每行经旧处，却想似前身。
不改南山色，其余事事新。
抚今思昔，乃人之常情。有幸以“老大”之龄、“平安”之身重新回到京城，刘禹锡自是百感交集。他说只有南山的色彩依然如故，既是为了烘托一种时移世迁、恍若隔世之感，也是为了表示对京城政局及人事变化的极度讶异。对此，禹锡是事先估计不足的。写于由洛阳赴京途中的《途次华州陪钱大夫登城北楼春望因睹李崔令狐三相国唱和之什翰林旧侣继踵华城山水清高鸾凤翔集皆忝夙眷遂题是诗》一诗说:
城楼四望出风尘，见尽关西渭北春。
百二山河雄上国，一双旌旆委名臣。
壁中今日题诗处，天上同时草诏人。
莫怪老郎呈滥吹，宦途虽别旧情亲。
登楼望远时尚是兴致勃勃，用笔亦不失苍劲。虽也揉有怀旧之情，却并不感慨连连，总体上还是喜悦多于感伤的。字里行间，闪现的是一位雄视河山、蓄势待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两诗一作于将至长安前，一作于初至长安后，间隔的时间不长，而基调已发生嬗变，说明所见所闻颇有让禹锡感到不适、不悦甚至不安者。
四
敛抑锋芒: 怀旧及咏物之作中的“隐忍”姿态
刘禹锡就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他重入庙堂的生活。这时的他是孤独的、寂寞的，甚至有些感伤，因为昔日的同道者大多没能走过那段苦难的岁月，和他一起笑傲人生。于是，对旧侣的怀念，几乎占据了他这时的全部情感空间。每当听到宫廷音乐或宫中旧人演唱的歌曲，他都心潮澎湃，情不能已———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
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
———《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
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
———《与歌者何戡》
这两首以怀旧为主题的七言绝句借听曲以兴叹，既糅合了长期流放的悲慨和重闻天乐的庆幸，也融入了对宗元、叔文等早已亡故的旧侣的深深思念。
这时的刘禹锡也是谨慎的、收敛的、善于自我克制的。即以《与歌者何戡》等诗而言，尽管诗人内心情潮激荡，宣泄在字里行间时却显得很有节制，因为诗人将它强行纳入了既定的渠道，不让它纵横泛滥。诗中抒发的似乎不仅仅是人生沧桑之感，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但诗人却不想将它揭破。在友人的告诫下，他暂时收敛起过去那种大刀阔斧的作风，而小心翼翼地等待再露锋芒的合适时机。《阙下待传点呈诸同舍》一诗说:
禁漏晨钟声欲绝，旌旗组绶影相交。
殿含佳气当龙首，阁倚晴天见凤巢。
山色葱笼丹槛外，霞光泛滥翠松梢。
多惭再入金门籍，不敢为文学解嘲。
在传写重列朝班的新鲜感的同时，也透露了自己开始谨言慎行的消息。《解嘲》，是汉代扬雄创作的一篇与《解难》齐名的辞赋，通篇以自我解嘲的笔法言志抒情，在自申抑郁怀抱和高蹈意愿的同时，暗寓讽世之意。“不敢为文学解嘲”，是自道此时作诗为文已不敢像扬雄的《解嘲》那样恣意挥毫泼墨，而心存顾忌，有所收敛———这收敛起的其实正是早年的锋芒。这是或由于友人再三告诫、或由于禹锡再三反省所形成的一种自我约束。愿意自我约束，表明一向不愿屈己从人的禹锡这时已“现实”了些，“世故”了些，开始作一些必要的妥协与让步。但这究竟是一种进化还是退化 恐怕很难说清。
不久，在裴度的斡旋下，刘禹锡兼任集贤殿学士。他以为灿若云锦的前程已迤逦展开，命运的转机或将翩然降临。但他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知制诰的职务。当时，颇有为他的怀才不遇而鸣冤叫屈者，如远在郓州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就在《寄礼部刘郎中》一诗中说:
一别三年在上京，仙垣终日选群英。
除书每下皆先看，唯有刘郎无姓名。
晋升的机会总是与禹锡擦肩而过，众人心目中的首选人物始终榜上无名。禹锡内心或不免翻江倒海，表面上却安之若素。在兼任集贤殿学士的将近四年时间里，他先后“供进新书二千余卷”。《题集贤阁》一诗记录了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凤池西畔图书府，玉树玲珑景气闲。
长听余风送天乐，时登高阁望人寰。
青山云绕栏杆外，紫殿香来步武间。
曾是先贤翔集地，每看壁记一惭颜。
景象清和，意态安闲，看不出对现状的不适与不满。说明他还是安于书斋生活的，至少从现象上看是这样。诗中亦有励志的成分。“时登高阁望人寰”，或有居高望远之意。“每看壁记一惭颜”，则自愧不及先贤有所作为，摅写了“见贤思齐”的心声。毕竟集贤殿书院是可进可退的贮才场所，谁又能断定机遇会一直与他失之交臂呢 应该说，这时的禹锡尽管很不满足，却还不至于绝望。他依然 以 功 名 为 念，依 然 憧 憬 着 功 成 名 就 的未来。
《庙庭偃松诗》更清晰地展现了他的隐忍与企盼:
势轧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见与扶持。
忽从憔悴有生意，却为离披无俗姿。
影入岩廊行乐处，韵含天籁宿斋时。
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
诗人落笔时，处处以庙庭偃松自况，将身世之感融入其中。首联对裴度深致谢忱———在他身处危境、偃蹇不起时，是裴度对他鼎力扶持，才使他转危为安、化险为夷。颔联作自我写照: 而今的我已抖落既往的“憔悴”，重新焕发出生机，但依旧高标拔俗，不作媚世之态，阿顺取容。颈联中的“韵含天籁”也有夫子自道之意，标榜自己崇尚自然，吐属皆为天籁之音。尾联以东晋名臣谢安比喻裴度，劝告他且莫思退隐东山，待得功盖天下、誉满寰区时再作归计。这当然是有感而发，面对积衰动乱的社会现实，又置身于朋党倾轧的漩涡之中，裴度自感回天乏术，已开始萌生退意。禹锡隐约感觉到这一点，便有了篇末的劝勉。看来，他不光自己隐忍，还希望裴度也继续隐忍; 而之所以隐忍，是因为心存企盼，或者说是因为梦想尚未彻底破灭。
五
诗酒酬唱: 消释胸中块垒的特殊方式
公务之暇，刘禹锡最钟爱的娱情遣兴活动是诗酒酬唱。
二十多年前，刘禹锡在长安为官时几乎绝迹于这类活动。原因有三: 其一，当时的政治局面远不及现在严峻，因而士大夫们也远不像现在这样醉心于文酒之会，类似的活动本不多见; 其二，当时的禹锡是永贞革新集团的主要成员，执掌政要，日理万机，无意、同时也无暇参与这类活动;其三，当时的禹锡诗名未成，交游未广，受邀出席这类活动的机率要小很多。现在不同了，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自身条件，都驱使禹锡成为这类活动的发起者或参与者。在当时，对于包括禹锡在内的许多志士仁人来说，诗酒酬唱，既是消释胸中块垒的一种有效手段，又何尝不是在冷酷的时代氛围里抱团取暖、合力御寒的一种特殊方式呢
刘禹锡此前谪守远州时，也创作了许多唱和诗。但那时他与酬唱者往往分隔两地，需要鸿雁传书，一唱一和，经常耗时数月，响应极慢。此时则同在一地，可以现场应答、同台竞技。且有酒为触媒，把盏之际，此唱彼和，岂不快哉! 所以，此时的诗酒酬唱较之当年的隔空唱和，不仅平添了现场气氛，形式也要丰富得多。遗憾的是，流露在其中的真情实感大大地打折了。
刘禹锡这一时期的唱和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与白居易、裴度、崔群、李绛、张籍、贾等人的联句诗。另一部分是与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张籍、王建等人的赠答诗。他们同为朝官，且同为诗坛名家。
刘禹锡与裴度、白居易等人的联句诗，即为后人所艳羡的“杏园联句”。它产生的时间节点是大和二年( 828) 春末。当时，裴度虽无意培植党羽，但因为位尊、望隆、德劭、名高的缘故，在他周围还是不自觉地聚集了禹锡、居易、崔群、李绛、杨嗣复等正直的朝士。他们大多已过知天命之年，阅历丰富，才识超群，有振兴大唐的强烈愿望，却又受制于现实环境，深感无用武之地。于是转而对文酒之会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借以消愁解忧。在裴度的倡导与引领下，他们在春色将尽时几度同游曲江杏园，极尽诗酒唱酬之欢。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联句活动，后来活跃于洛阳的“刘白诗人群”的集体创作活动由此翻开了色彩斑斓的首页，因而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第二年，白居易将自己与禹锡的唱和诗编成《刘白唱和集》。此集分上下两卷，共收入二人唱和诗 138 首。此后又不断扩充，先后编集四次，衍为五卷。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不仅具体描述了两人诗歌唱酬的情形，而且慨然加之以“诗豪”的桂冠: “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从此，“诗豪”便成为人们对禹锡创作风格和创作成就的一种定评，而中国诗歌史也就于“诗仙”、“诗圣”、“诗佛”之外，又增加了一种得到公认的荣誉称号。
在曲江春游的现场，先后产生的作品有《杏园联句》《花下醉中联句》《春池泛舟联句》《西池落泉联句》等。《杏园联句》的作者为李绛、崔群、居易、禹锡四人，每人七言二句，合成七言律诗，而由崔群首唱:
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
———崔群
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宜解酒杯中。
———李绛
曲江日暮残红在，翰苑年深旧事空。
———白居易
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
———刘禹锡
平心而论，联句诗多为朋辈游赏宴饮时的酬酢游戏之作，其中或许会寄寓某些人生感慨，也不排除佳句天成、妙手偶得的可能性，但既未经深思熟虑，也无暇精耕细作，所以从总体上看，难得有名篇佳作。即以崔群、李绛、居易、禹锡的《杏园联句》而言，凑泊成篇的痕迹就很明显。禹锡所作的尾联“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固然饱含历尽沧桑的感慨和对汲引他的故人的感戴，绝非“为文造情”，但以此收束全篇，却显得气力孱弱，并造成了结构的破碎，进而导致了这类作品有佳句而无完篇的通病。相形之下，刘禹锡另两篇非联句体的七言绝句要耐人讽咏得多:
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
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
———《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
更将何面上春台 百事无成老又催。
唯有落花无俗态，不嫌憔悴满头来。
———《陪崔 大 尚 书及 诸 阁 老 宴 杏园》
同样写杏园赏花，且同样是酬唱之作，在结构上却一气旋折，自然浑成。而融入其中的感慨也更见深沉。在游春赏花之际，诗人怅惘莫名。那曲江一带的烂漫春色，非但没能使他心旷神怡，相反，倒引发了他对长达二十多年的放逐经历的凄然回首以及对眼下用非所长的晚年生活的怆然凝眸。“唯有落花无俗态，不嫌憔悴满头来”，弥漾出对世道人心的深深的失望，不作伤心语，而伤心之态若见。
刘禹锡这一时期创作的赠答诗显然要比联句诗更富于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尽管它们置于禹锡的全部创作中远不够璀璨夺目。《和乐天送鹤上裴相公别鹤之作》是同时酬答白居易和裴度的:
昨日看成送鹤诗，高笼提出白云司。
朱门乍入应迷路，玉树容栖莫拣枝。
双舞庭中花落处，数声池上月明时。
三山碧海不归去，且向人间呈羽仪。
笔墨涉处，亦鹤亦人，物我交融，比前一首诗更具“离形得似”的咏物之致。尤其是颔联和尾联，既是自我写照，也是自我诫勉，曲折有致地表现了诗人权且栖身朝廷、待机而动的价值取向。“玉树容栖莫拣枝”，有几多感慨，又有几多无奈 它所流露的诗人此时的真实想法是: 能重入庙堂安身立命已属不易，又何必计较职位的高低贵贱呢 这是试图安抚内心因不得重用而产生的不快与不平。结尾两句进一步申足植根于心底的入世和用世的愿望: “三山碧海”纵然景色如画，毕竟过于幽冷，何如展翅人间、亮相宦海 这表明，诗人此时尽管有太多的不如意，却还没有退隐的打算，仍然期待有朝一日能完完整整地呈现自己的“羽仪”。
六
进退失据: 在危局中苦力支撑的心灵颤音
刘禹锡就在日常的典籍校理和公务之余的诗酒酬唱中看似平静地过着重入庙堂的生活。既无重用之大喜，亦无重谴之大悲。内心充满渴望，表面却甚安详。时时自我激励以求进取，又常常自我宽慰以求超脱。如果客观环境不再恶化的话，他也能满怀憾恨却又波澜不惊地了此余生。但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是，客观环境不仅一直在恶化，而且恶化的速度不断加剧。
大和三年( 829) 以后，政局险象丛生，宦官的势力已膨胀到正道直行的朝官无法容身的地步。而与裴度同居相位的李宗闵，就以宦官势力为依托，联合急欲上位的牛僧儒等人结为朋党，千方百计地剥夺裴度的权力，排斥裴度倚为臂膀而不愿臣服于他们的方正之士。
数度“让官”不成，裴度只好继续在风刀霜剑的侵袭下勉力履职，就像在积雪中负重前行而不免步履维艰的老骥一样。刘禹锡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去留。当白居易告病获准返回洛阳时，刘禹锡的心情极为复杂。有为好友远离是非之地而感到庆幸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惋惜。当然，他并不强求白居易像他那样守望理想到最后一刻。所以，握别之际，也就多作助兴语，不说扫兴话。且看《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一诗:
鼎食华轩到眼前，拂衣高步岂徒然
九霄路上辞朝客，四皓丛中作少年。
他日卧龙终得雨，今朝放鹤且冲天。
洛阳旧有衡茅在，亦拟抽身伴地仙。
谢绝眼前的“鼎食华轩”，拂衣而去，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诗人以语意含糊的“岂徒然”三字略过，呈现出欲言又止的状态，分明也有其苦衷。“四皓丛中作少年”，在善意的调侃中，似乎夹杂着一丝无奈、一点辛酸。“他日”两句稍见振奋。诗人以鹤冲九天比喻白居易今日之退归、卧龙得雨比喻白居易他日之复出，表明他内心希望尚存。或者说，表明他明知无望却偏不绝望。“洛阳”二句转写自己亦有退归洛阳、长伴地仙的想法。这又说明他深知好友复出而自己得势的希望极其渺茫! 诗的情感演进逻辑多少有些混乱，而这正昭示了诗人内心的矛盾纠结。
“让官”风潮平息未久，裴度终于被李宗闵等人排挤出朝，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对于裴度来说，首选是彻底归隐; 退而求其次，则离京外任，远离权力( 亦即“是非”) 中心。因此，从世俗的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一种放逐，但在决意卷席而去的裴度本人，却无异于一种解脱了。只是对于尚无意解脱的刘禹锡来说，追随裴度从庙堂抽身，则显得有些艰难了。这时，在他内心纠结着多种难以言说、也难以纾解的情绪:
其一是对裴度遭际的同情。忠而见逐，这虽说是从屈原以来无数贤臣烈士难以走出的生命怪圈，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幕，还是让他感到震撼，感到锥心似的疼痛。他不知如何安慰裴度，因为所有能用语言承载的安慰都是那样空洞和苍白。而且，在正不压邪、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氛围里，事情的真相如何能触及 若不触及，又岂不是隔靴搔痒 所以，在送别裴度时，他只能说些不痛不痒、非虚非实的场面话，就像不久前揖别白居易时那样。《奉和裴侍中将赴汉南留别座上诸公》一诗便在真相的外围敷衍成篇:
金貂晓出凤池头，玉节前临南雍州。
暂辍洪炉观剑戟，还将大笔注春秋。
管弦席上留高韵，山水途中入胜游。
岘首风烟看未足，便应重拜富人侯。
这次送别本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但它在诗中却被淡化到不见痕迹，因而与寻常的送别场景几乎没有差异。唯一有点不同的是，连寻常送别也不免抒写的离愁别恨在这首诗中亦无觅踪影。这或许是出于不想增加裴度心理负担的善意。他将对裴度的同情与声援融化在貌似平淡的笔墨中，而他的政治立场与是非观念也隐括于其间。
其二是对李宗闵等翻云覆雨的政客的愤恨。刘禹锡与李宗闵等人其实并没有直接的恩怨，也从无正面的交锋，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现在，居然连裴度也遭放逐，刘禹锡压抑已久的愤恨一下子就冲破了情感的闸门。然而，当它漫过心堤，向字里行间倾泻时，禹锡却又心念一闪，强行将它导入理性的渠道，化为有节制的涓涓溪流。写于此际的《视刀钚歌》说:
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
“刀钚”，亦作“刀环”。诗人不赋刀而赋刀钚，同样有其深意。他对李宗闵等人的卑劣行径洞若观火，很想将满腔慷慨不平之气一吐为快! 然而，劫后余生的诗人又深知祸从口出，故箝舌锁喉，欲说还休。所谓“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是说内心之深意多与时相忤，大逆不道，因而能形于言语者甚寡。“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见出诗人思绪纷繁、心事浩渺，其对现实的种种感愤，尽在不言之中。
不难看出，诗人这时的创作态度、创作倾向以及创作风格都在发生变化。他有意识地敛抑锋芒、销铄锐气、潜匿英风，追求讽托的幽远和寄兴的深微，努力使作品趋于气象老成的艺术境界，而不再像早期那样尽情发泄，咄咄逼人。这尤其体现在反映现实或抒发对现实的感愤的作品中———这一部分作品不仅很少单刀直入地指斥时弊、抨击执政，给人以锋利洒脱之感，而且在冷眼旁观现实时，连自己对现实中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的真实看法也很少直接吐露，而往往含蓄其词、曲折其意。即使对李宗闵、牛僧孺等人蓄意迫害裴度的行为已经怒不可遏时，也力图摧刚为柔，以柔制刚。如写于裴度见逐后的《与歌者米嘉荣》: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这是一首深具政治寓意的作品。诗人借反讽轻视“先辈”的“后生”及纵容后生的“时世”，寄寓了对李宗闵、牛僧孺集团排挤裴度及自己等资深朝臣的不满。“米嘉荣”，为贞元、元和年间的歌坛翘楚。诗人当年曾多次聆听其美妙歌声。诗中称米嘉荣为“旧人”，既是为了兴发怀旧之情，也是暗讽李、牛毫无念旧之意。诗中说只有米嘉荣唱得凉州旧曲，则是借以反衬李、牛的淡忘“旧事”、不恤“前情”。“近来时世轻先辈”一句，诗人的愤慨之意由隐趋显，似欲刀刃相向; 但续以“好染髭须事后生”，却又化刚为柔，将几欲喷薄而出的“怒骂”转化作自我解嘲式的“嬉笑”。统观全诗，柔中有刚，而又不夺其柔，既见出诗人的不平，更见出诗人的无奈。其命意与措辞，都是极为老到的。诗人将“怒目金刚”的真实面目掩藏在温柔敦厚的语言外表下，深得风人之旨。
其三是选择的困惑。随着裴度的外放，不仅裴度本人待机摧抑宦官、整顿纲纪的理想归于破灭，刘禹锡也彻底失去了在裴度汲引下东山再起、重塑辉煌的机会。如果继续留在朝廷，无所作为不说，失去了裴度这把保护伞，恐怕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可是，真要离开与放弃，又有太多的不甘。刘禹锡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两难的选择。举棋不定时，他想到，在李、牛等人眼里，早已把他与裴度、白居易等看成进退一体的政治利益集团，是否与裴度共安危、同进退，不仅关系到政治前途，而且还关系到政治立场和政治操守———一旦上升到政治立场和政治操守的高度，他就别无选择了。
于是，刘禹锡主动向朝廷请求分司东都，这是步白居易之后尘。无论从守道固德还是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这都是比较好的选择。离开了朝廷，却没有离开官场。离开了政治中心，却没有离开政治领域。这或许可以使自己处在可进可退的位置，不至于彻底断绝仕途、抛弃理想。何况那里还有白居易作伴，诗酒相从，岂不快哉
因为情绪空前的低落，刘禹锡这时的一部分作品被抹上了阴郁的底色。过去，他不喜欢作“悲秋”之叹，即使贬居沅湘之滨时，也曾一反悲秋的传统主题，唱出《秋词二首》这样的意气豪迈的秋歌。而今，在奉和友人的作品中，他竟也抒写悲秋的情思了。《和西川李尚书汉川微月游房太尉西湖》一诗中既说“瑶琴久已绝，松韵自悲秋”; 《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一诗中也说“吴宫已叹芙蓉死，边月空悲芦管秋”。岁月沧桑，生命蹉跎，这时的禹锡或许雄心犹在、豪气尚存，但似乎已经无复当年逆流而上、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了。
不过，刘禹锡毕竟是胸襟气魄有异于常人的一代诗豪，就像当年蒙受不白之冤时他也没有让“悲伤语”、“颓唐态”长相为伴一样，如今，阅尽人间春色的他更不会过久地沉溺在忧郁和愤懑中。他很快便调整好了心态和情态，在诗中表现出固有的乐观与大度。读一读他与白居易的赠答之作，可以看出，这时都是他在对白居易进行劝慰。如《吟白乐天哭崔儿上篇怆然寄赠》:
吟君苦调我沾缨，能使无情尽有情。
四望车中心未释，千秋亭下赋初成。
庭梧已有雏栖处，池鹤今无子和声。
从此期君比琼树，一枝吹折一枝生。
白居易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国事多艰，又叠家门不幸，其心情恶劣到了极点。禹锡称其悼念亡子的作品为“苦调”，不仅使自己读后泪下沾襟，而且能让原本无情之人尽归于有情者的行列，足见其感人之深。以此回应白居易的原作后，便转而摹写白居易此际的处境与心境，笔端多有同情之意，但已不再溺于伤感，色彩也不显晦暗。较之同类作品往往如泣如诉的创作风格，这已自不同。而更见亮色的是篇末的独特劝慰: “从此期君比琼树，一枝吹折一枝生。”比喻的贴切还在其次，最令人感佩的还是渗透于其中的通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生生不息、代代无已的进化思想。诗人试图以此劝慰老友从痛苦中挣脱出来，勇敢面对并积极创造新的生活。
《答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一诗所展现的情怀就更加接近“诗豪”的本色了:
衙前有乐馔常精，宅内连池酒任倾。
自是官高无狎客，不论年长少欢情。
骊龙颔被探珠去，老蚌胚还应月生。
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
白居易原唱中有“枯树”之叹，自觉年老体衰，百事不便，难有作为。禹锡认为其过于悲观，于是答诗中连用“骊首探珠”、“老蚌怀珠”、“桂花秋荣”等世人熟知的事典和物典，对白居易进行慰勉: 何必羡慕三春桃李之占得先机 桂花其开也迟，其香也远，才真正值得珍惜。既然如此，在“桂花成实”的人生晚秋，有什么必要发出“枯树”之叹呢 诗人以物寓志，借典明理，含蓄中深蕴锐气，委婉中饱含豪情。
这才是我们熟悉的刘禹锡。遗憾的是，重入庙堂后的刘禹锡更多表现出的却是让我们感到有些陌生的一面。庙堂本身的布局和色彩在变，诗人对庙堂的感受、认知及描绘也在变，或许唯一不变的只有他效力于庙堂的初衷。
版式推送 叶子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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