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穿着职业衬衫和皮鞋的安来宁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时没有办法和心目中的想象联系起来。
听他唱的《再见文汇路》和《乌兰巴托的夜》，你会以为他是一个浑身散发着老狼气质的文艺青年。但此时此刻，我觉得他有点像来面试我的外企中高层。
是的，安来宁有两个分裂的身份：普华永道的税务经理、发行专辑的独立音乐人。前者是白天的殚精竭虑，后者是夜晚的灵感飞扬。
虾米音乐的艺人档案是这样描述他的：
“他是和你一样每天早高峰挤地铁的上班族，他是和你一样也要柴米油盐的80后青年；他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格子间里忙碌的身影，他是舞台灯光下自弹自唱的模糊背影。他是和你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普通人。他是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和解。他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
去年，谭维维在《我是歌手》上突围，当时她唱了中文版《乌兰巴托之夜》，而安来宁正是这首歌的原唱。在收费下载的百度音乐人页面上，安来宁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做安》颇受欢迎。而他所有曲目的网络播放总量，已经达到了1000万次。
“ 我生在北方的小城
静静的潮白河边
为纪念她的宁静
我的名字叫做安 ”
……
1984年的春天，安来宁出生在天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念书期间，他开始组建乐队，写歌唱歌。2014年，在安来宁30岁这年，他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其中有毕业时吹着口哨恋恋不舍的英文歌《再见文汇路》，有刚刚步入社会找不着方向的《北大荒》，有对职场观察写出的《混》，也有打马过草原的《九月》。11首编写于不同时期的歌，连在一起描绘出了安来宁30岁之前的生活轨迹。

“音乐是我的日记本。就像以前有人写博客，我的博客就是歌。”安来宁说。
毕业后，他在一家小型会计事务所工作，2011年加入普华永道。过去的同事再见面时，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刚来的样子，“吊儿郎当的”，活像一个不服管教的叛逆青年。“他们都很惊讶我还在做这一行，而且还升职了。”安来宁笑说。
在工作8年之后，安来宁重新做了一个职业测试，结果居然说，他最适合的职业就是咨询。工作教会他的，已经成为他性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安来宁的工作照，一个看起来很典型的80后外企白领
这是一个痛苦的磨合过程。推翻原来的性格，学习新的处事方式。
“所谓职业，就是对一件事负责。你要变得靠谱，值得让别人信任。”安来宁说。如果你恰巧是个散漫不羁的人，那就需要更多努力，这是成长付出的代价。
安来宁可能是我见过的最能平衡不同角色的人，尽管他不太承认这一点。
现在，普华永道的人才招聘页面上正挂着安来宁的档案，用来吸引新一批年轻人的加入。曾有几位同样玩音乐的他的校园粉丝，因为他而选择了这家公司。
在担任会计师的日子里，安来宁总是利用上下班两小时的路程听歌、写歌；周末就组织乐队排练。刚毕业那会儿，他甚至辞了职，任性地和乐队在酒吧演出了一年，对着满屋子的老外唱BonJovi、Sting，顺便也改编下二手玫瑰。
▲录音制作既要协调团队，又有不同意见的碰撞
那个时候，他的灵感经常像打开音乐电台一样汩汩流出。“经常在埋头财报的时候，忽然一串旋律就闪过脑中，需要把它马上记下来。”安来宁说。
安来宁的父母是医生，他从小就看着各式各样的药物长大。后来每当一有空闲的时候，他总会在家偷偷地点一炷香，泡一壶茶，看一下午的《黄帝内经》或是《药物简史》。这种和写音乐一样平静的状态对他来说很重要。
然而作为一名四大的职业经理，却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安来宁是这样形容晋升之后的日常生活的：“晚上睡觉的时间要看美国人发来的邮件，傍晚下班后要看欧洲人发的邮件，动不动就很紧张。”孩子的降生也让属于个人的时间少了很多。30岁的安来宁背负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可以“开小差”想音乐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现在，他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在周末晚上10点之后写出来的。深夜寂静，孩子已经入睡，一天的事务也结束了，他会把自己关进书房，拿出吉他，开始写歌练琴。给自己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尽量不受打扰地做喜欢的事。
在普华永道极富挑战的生活也教会了安来宁很多。和安来宁一样，他的乐手和录音师也是兼职的。大家碰面不容易，艺术家脾气上来的时候，录一首歌往往要拖很久。这时候，他只能用平时工作中项目管理的方式来推动制作进程。
最近，安来宁还在和他的制作公司“竹露荷风”的老板颜暘一起研究开发新形式的音乐产品。“唱片不火了，但音乐还是有价值的，只是体验的方式变了。”
▲安来宁在一次校园分享会中
有人觉得只有像大冰那样，背着吉他流浪去云南，才叫纯粹的歌手。但安来宁说，这种“孤独的骄傲”并不是与世界和解的方式，那样写出来的歌也缺乏生活。
“如果是为白领写歌，最好就去做白领。就为你所在阶层的人写歌。”如果真的有一颗喜欢写歌的心，那就把日常生活里感动你的都写出来。
既不是音乐输给了生活，也不是生活打败了音乐。
“这样算是一种和解吗你觉得”安来宁反问我。
在20岁的时候，安来宁和乐队的伙伴们在一起，梦想着像自己最喜欢的Gangster Roses一样做世界巡演，做一支伟大的乐队。但渐渐地，大家都散了。鼓手为了生计出国打工，合作最久的吉他手也全力去追求事业。只剩下他一个人背着那些梦。
在给韩寒的APP［一个］写的文章里，安来宁写道：“那些梦你不能再轻易提起，也不能忘记。”过了把理想放在嘴边的年纪，他开始习惯用行动说话。
▲安来宁与乐队在2016年上海夏至音乐日演出现场
—— Q&A ——
▌《北大荒》里说，“我们都是懦弱贪婪的豺狼”，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写这首歌是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梦想是迷茫的，生活是潦倒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你会发现人最大的两个弱点，一个就是贪婪，一个就是懦弱，任何一个失败都是由这两点最终导致的。当时我和我的吉他手两个人在一家东北小饭馆里头互诉苦衷，每个人喝了一斤白酒。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干到第二年了，工资已经7000多了，我还在酒吧当歌手，也没有固定工作，一个月只有3000块钱。他问我，“我的工资已经是你的两倍了，你没有压力吗？”我装作没有压力的样子。但实际上非常有压力，尤其是当你赚钱比女朋友少的时候。我后来去事务所上班，有一些原因是赌气，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么穷了，我一定要有稳定的收入，赚钱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可耻的。
▌《我的名字叫做安》里面有一句话，“愿你在城市里找到幸福”。如果有一个流浪歌手的灵魂，该怎么在城市里找到幸福？你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吗？
其实我并没有大家想象得做得那么好。我前一段时间工作挺辛苦的，每天都会冒出来很多愁事。我们的人口红利结束了，4亿的50和60后退休了，他们支撑起的社会，现在2亿的80和90后在努力工作苦苦支撑，所以你没法避免这些。找到幸福只是我的一个美好愿望。就像海子那首诗，从明天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最后他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别处寻找幸福了。我也不想给自己贴标签，很多事情去做就好了，你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方法。
▌当后来性格测试显示你非常适合从事咨询的时候，你会很吃惊吗？
确实挺吃惊的。要知道一开始我性格很直率，想法又多，天马行空的。从没想过自己会进四大。刚工作的时候，特别害怕自己有一天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我讨厌的那种人，谨小慎微，对下属很严格。但是后来你发现有些时候没办法，当你要对客户负责，对一张五百万的报表负责任的时候，你没办法。你必须要管理好许多初入职场者的粗心和拖延症，用制度避免错误发生。
▌当你成为一个职业人之后，再和原来那些个性散漫的音乐人在一起，会不会反而不习惯？
会的。我在会计师事务所第二年，当时还在酒吧演出，我组织排练的时候，就会有人迟到，有人怎么样，我第一想法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后来我想想，哦，是我自己变了，他们没有变，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在创作时，会不会考虑听众和市场的口味？
创作的时候我不会逼自己，在心里面立一个项，等有灵感的时候再去写。但是进入制作阶段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产品了，你要把它推出去，肯定要考虑听众是怎么想的。需要来来回回地试，制作人和我自己都会有各种想法。至于在写歌的时候是否要考虑听众，这个问题我以前想过，但这样就太难做了，你怎么知道大家想听什么？你只能虚构出一种“大家”，或者，只给自己写歌。
▌你有一天会成为职业歌手吗？
John Denver在写出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这首歌之前，28岁还是一个建筑专业的人，所以我并不排除这一点。但我可能更希望成为一个专业歌手，而不是职业歌手。这样做的好处是更加自由，而不用依靠唱歌生活。
▌在你20岁的时候，是怎样想象30岁的？现在你又如何想象未来的十年？
20岁的时候我很穷也很无所畏惧，喝北大荒到半斤朝上，就能看见挂在天上的故乡、理想和姑娘。我以为30岁一定是苦尽甘来的五粮液。如今我的收入已经是20岁的十倍，却发现30岁的酒是种没法说的味道。再不能喝醉，因为明天来临，要保持清醒全力以赴。现在我不去憧憬40岁的酒了，我想不再发行新歌，不再在职场拼命，我想40岁把乐队解散，在胡同口支张桌子跟乐队每人一瓶6块钱的加饭酒对饮。那时候大概能够嬉皮笑脸面对那些遗憾了吧。
· End·
策划 / 唐骋华
文字/ 卢隽婷
编辑/ 乔如月
视觉/ 徐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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